植物学家周繇的“诗和远方”中科院院士王文采（左）正在听周繇介绍他的《长白山植物资源学》书稿内容（资料照片）。受访者供图

　　从青葱岁月到华发丛生，他殚精竭虑，踽踽独行，风餐露宿，周游在植物王国中，求索于崇山峻岭间，把全部心血献给了植物科研事业。

　　一生都在做基础性学术工作，他兢兢业业，踏踏实实，一直坚持常态化野外科学考察，足迹遍布白山黑水大草原，每年至少在野外工作180天以上，整个行程几乎绕地球转了一圈。

　　他用相机记录下植物形态，建立了我国长白山区最大最全的植物图像库；他用精美而专业的45万张数码图片，9部、总高1.3米、总重110斤的学术专著，构建起基础性的植物研究体系，为东北地区的植物分类留下珍贵系统的影像记录和权威解读。

　　2023年第三季度“中国好人”颁奖词用这样一句话称赞他的成就——“六旬教授40余年野外科考，助力长白山植物文化研究”。

　　他是周繇，音同“周游”，“繇”即“草木旺盛”之意。他原名叫周成武，而立之年改名周繇，既为追寻和欣赏野生植物的“草木旺盛”，还向往和享受“周游天下”的感觉。

　　周繇小时候常常上山采山菜、挖药材来贴补家用，与各式各样的野生植物打交道。他借来村里“赤脚医生”的中药书，认识了许多植物及其作用。“用细辛全株治疗偏头痛，用白头翁的根治疗痢疾……那时候，有点毛病自己就处理了。”

　　但那时中药书里的植物都是线描图，周繇心想，要是有彩色图就好了，哪种药材一看就知道是啥样。周繇还爱看“小人书”，印象最深的是《沈括》，他立志要学习沈括，长大当个科学家或文学家，著书立说、贡献社会。于是，他逐渐萌生了一个愿望：能不能写一本书，用彩色的图画或照片把长白山里的植物都展示出来，同时记录它们的用途，让人们采集植物和使用时有所依据。

　　1980年高考，周繇考上了通化联合大学生物班（办学地址在通化农业学校）。后来，一次实习更加坚定了他与植物打一辈子交道的决心。

　　长白山是亚洲温带森林生态系统保存最完好的地区之一，是我国东北地区植物区系的分布中心，植物资源十分丰富，已发现野生植物2700余种，是北半球的一个大型物种基因库，也是中国“五大天然药库”之一。

　　孙域久向周繇介绍，由于我国早期缺乏对长白山区植物的相关研究，给这些植物命名的有不少是来这里探险的人、日本人和德国人。这让周繇颇为困惑和愤怒，他问：“我们自己的珍贵资源，为什么要让外国人来命名？我们把他们命的名字改了不行吗？”孙域久回答说：“挺难！”

　　1983年12月毕业时面临前路的选择，周繇暗下决心：“哪里离长白山近，我就去哪里！”于是，长白山南麓、鸭绿江畔的吉林省长白县第一中学多了一位生物学教师，长白山里多了一行行年轻人探索植物奥秘的脚印。

　　周繇一边讲课，一边利用空余时间采集长白山植物标本，几年下来采集了1000多种。就在这样笨拙而执着的研究中，周繇在长白县多次发现国家二级保护植物——对开蕨。

　　妻子黄杰还记得，当时周繇的课余时间全部被植物占满了。“他出门了，我就在家帮他做标本，用报纸吸干水分再阴干。后来家里满屋子都是植物标本。”

　　一晃十年过去。1993年，周繇迎来了人生的一次重要机遇。因为常年从事长白山植物研究，还帮助通化师范学院带实习生，这让该校时任生物系主任朱俊义注意到了这位淳朴能干的中学老师，并力主把只有专科学历的他调进生物系补充教学力量。

　　调到通化师院以后，尽管开始的身份只是实验员，但周繇非常满足，因为有大块时间可以跑野外考察。朱俊义也非常支持他，帮他申请了一些科研项目，还给他购买了照相机。

　　就这样，周繇正式走上了植物研究的道路，陆续发表了一批论文，还与同事朱俊义、于俊林合作，出版了学术专著《中国长白山观赏植物彩色图志》《中国长白山蝶类彩色图志》。

　　周繇的第一位导师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徐克学。2000年，徐克学承担“中国高等植物数据库”项目，计划用3年时间拍完东北地区最典型植物。此时周繇已进入长白山科考50多次，对这里的植物分布非常熟悉。通过东北师范大学一位老师的推荐，徐克学在周繇陪同下走进了长白山。在这个“专业”向导的帮助下，原计划3年的拍摄任务只用两年就完成了。

　　这期间，在徐克学指导下，周繇明确了将植物资源考察拍摄作为科研主攻方向。此后，徐克学还邀请、资助周繇跟自己到南方几个省份跑了两年，到访一些自然保护区。这些经历拓宽了周繇的眼界，提高了科研水平。

　　心向高山，方知前程高远。随着科研专业程度不断提高，周繇的学术成果和著作越来越多，也让他有了更多机会接触到全国顶尖的植物学家。

　　周繇说，对他人生最重要的指引者是陈俊愉院士。他告诉周繇，中国植物资源在世界上排在第3位，生态类型等综合排第1位。被西方人誉为“一位最成功的植物涉猎者”的英国传教士威尔逊，曾在1899年至1911年间多次到中国考察，并出版发行了专著《中国——世界园林之母》一书。“我很希望有人能够用清晰、鲜活、生动的照片来弥补过去植物书籍手绘线描的不足，以最佳状态把中国的植物推介给世界，留给后人。”陈老的殷殷嘱托，周繇一直铭记在心，这也跟他小时候的愿望不谋而合。

　　现在，周繇还经常在恍惚间想起陈俊愉院士与他交流时的情景，“陈院士已经逝世十年了，我还总是感觉他在微笑地看着我，鼓励我”。

　　“目前我做这份工作，感觉自己就是这些院士、专家的载体。他们年轻的时候没有数码相机，留不下那些植物精彩的画面，只能通过手绘。”周繇总感觉有很多鼓励的目光在注视着自己。

　　过去的阅读是“读书时代”，植物相关书籍多是用词语来形容一种植物的形态、颜色、特点、用途等信息。周繇认为，在数码相机出现后，植物研究进入了“读图时代”，因此他在撰写专著时特别重视图片的使用，有时一种植物就用几十张不重复的照片来展现。

　　为了拍出一张精美的照片，周繇可以半夜上山，等待朝阳下的林海；可以下河，寻找最佳的角度；可以独往深山、风餐露宿，找寻那一朵美丽的花。

　　“读图时代，一图胜千言。”周繇出版的专著，都是图文并茂，而且图片占四分之三甚至更多。比如，2023年出版的《中国东北药用植物资源图志》，一套书就用了13858张照片。比如，《中国东北观赏植物彩色图志》中，“大花杓兰”的文字还不到1版，而图片就有39张，足足占了11个版面。他的每一本专著，都在保证科学性、知识性、学术性及普及性的前提下，注重观赏性和收藏性，让其成为读者永久的珍藏。

　　“照片要精美、精准、精细、精确、精致、精湛、经典，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。”对周繇来说，一张好的照片，时间、地点、角度、光线、位置、品相缺一不可，这六个要素高度统一的照片，才有资格放进他的书里，并且做到好中选好，优中选优，精益求精。“最难拍的是植物群落，因为不好找。我总是希望拍全一些，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。”

　　多年以前，陈俊愉院士曾对小有成绩而有点沾沾自喜的周繇说：“长白山是一个点，东北是一条线，全国才是一个面。”这句话周繇一直记在心里，“中国植物有3万至4万种，长白山才2000多种，拍完了长白山我要拍东北，拍完了东北要拍全国。”

　　于是，周繇给自己设计了“人生三部曲”：第一步他称为“四保临江”，计划50岁之前跑完长白山；第二步是“辽沈战役”，计划50岁到60岁跑完东北；第三步是“四野南下”，准备在60岁以后走出东北，去西北、西南、中南、华东……

　　“2000年9月26日，我到长白山北坡海拔1300米的原始森林去拍摄珍稀濒危植物——刺枝杜鹃。拍摄时，突然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袭来，我一抬头，看见一头黑熊直冲而来，我吓得闭上了眼睛。或许它察觉我没有什么威胁，才在距离仅有七八米的地方停了下来，转头离去……”

　　其实惊险的经历不胜枚举。遭遇毒蛇猛兽是常事，更要忍受蚊子、牛虻和蜱虫的侵扰。有一次，周繇从身上摘下来一百多只蜱虫（俗称“草爬子”）。他还先后遭遇7次车祸，其中2006年那次最严重，他坐的小车与一辆大型农用车辆迎面相撞，他大难不死，有如天佑。

　　支撑周繇一路走下来的，不仅有他小时候的立志和院士、专家们的期待，更有他“八千里路云和月”的豁达和浪漫。

　　本着“人无我有，人有我优，人优我绝”的理念，40余年来，周繇只身一人在棕熊出没的大兴安岭林海中拍摄，在险象环生的长白山苔原带上穿行，在烈日炎炎的浑善克沙地中跋涉，在蚊子肆虐的呼伦贝尔草原上考察，在蜱虫觊觎的小兴安岭沼泽里采集，在牛虻猖獗的三江湿地里记录，在野狼成群的中蒙边境旁调研……每天背着2-3台专业单反相机，拍摄植物照片，收集植物数据，了解植物分布，调查植物生境，寻找植物群落。他先后用坏了10台专业照相机。

　　周繇外出科考主要靠自掏腰包，为此他精打细算，省吃俭用。由于饮食没有规律，工作压力大，他患上了胆囊炎、肩周炎、肠炎中欧体育、前列腺炎、高血压等疾病。他的真诚和事业心感动了一些好心人，帮他解决引路、食宿、交通等问题。就这样，他硬是靠双腿走遍了东北地区的每一个市、县（旗）及100多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总计拍摄野生植物照片45万余张，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。

　　为了科考拍摄，周繇成了“拼命三郎”。家人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周繇每年都在胖与瘦之间来回“切换”：4月出门拍照时体重在200斤左右，在野外一跑半年，一般每天只正经吃一顿饭，回来就会瘦到150斤左右；冬季在家里日夜写作、校对书稿，有时一天要吃六七顿饭，半夜吃，睡前吃，很快又胖起来。到来年出门前，又会回到200斤左右。他习惯从凌晨一两点工作到早晨七八点，因为夜深人静时环境最好、没人打扰。

　　周繇科考并非游山玩水，很多人跟他上了一次山，就感觉太累、太枯燥，再也不去了。妻子黄杰曾跟着他走过一次，陪同中科院两位研究员考察植物。黄杰说，周繇走路很快，穿山越岭，不一会儿就没影了。而当他发现要拍摄的植物时，则不厌其烦，对着一棵小草，调换各种角度，反反复复地拍，能拍几十分钟甚至一个小时。“我受不了那个苦，太孤单了，从此以后再也不跟他上山了。”

　　事实上，为了事业，周繇与家人都付出了很多。对黄杰来说，周繇是“油瓶子倒了都不扶”，啥都指望不上。家里换了新房子，装修都是黄杰一个人管。快要入住了，周繇都能找错门。

　　2003年，黄杰做乳腺癌手术，正巧周繇在外地跑项目，没有赶回来陪同，两人为此还闹了别扭。但事情一过，就和好如初了。“这几十年，他一个人上山，吃了太多的苦，我也能理解他。”周繇的“四野南下”计划一出，黄杰就心凉了：“完了，这辈子也捞不着跟他游山玩水、享受晚年之乐了。”

　　周繇书房的椅子都是黄杰特制的。她说：“他回到家就是扎在书房写作、整理照片，一年要坐坏两把椅子。我把转椅下面的轮子拆下来，换成钢架了。”

　　周繇工作时需要安静，最怕打扰。他怕植物的数据写错了，点错一个小数点，写错一个字，把植物涉及的分量搞错了，尤其是涉及用药的，甚至可能死人。

　　周繇基本上没有业余生活，不打麻将，不打扑克，也不唱歌跳舞……他一直用待机时间长的老式手机，只是最近三四年因为交流不便，才学会用智能手机。

　　或许是常年跑野外，一方面亲近自然，一方面锻炼体魄，62岁的周繇看起来仍然神采奕奕，面庞透着红晕。但只有他和妻子知道，40多年野外科考，使周繇落下了一身病：经常心脏偷停，带着药坚持上山；常年背着两三台沉重的相机，患上了严重的肩周炎；在野外考察时常常一天只吃一顿饭，造成胆囊因疾病被摘除；多年的蚊虫叮咬，上山下河，还留下了一身的皮肤病，十分难捱。

　　然而，已经退休的周繇没有打算停下脚步，而是按照计划开启了“人生三部曲”的第三阶段——“四野南下”，开展全国范围内的野外植物科考。他说：“带着院士们的嘱托，到75岁我要完成一部《中国经济植物彩色图志》，做到全书1000万字，彩色图片10万张，收录植物1万种。”

　　周繇的图书坚决不用其他人的照片，基本靠自己拍摄。他认为，网上的照片鱼目混珠、参差不齐，尤其是拍摄内容的角度及构图都非常值得商榷，再就是拍摄对象及光线有可能没有达到最佳状态，有的照片拍摄工具过于简陋。

　　有人建议他学习一下PS技术，对照片按着自己的意愿进行处理和整合。周繇婉言谢绝了，他说：“我的工作必须客观准确地反映出食用植物群落的自然状态和特点，我拍摄照片不是追求美轮美奂，而是要看清楚植物具体的解剖结构。”

　　在几十年科考基础上，周繇先后出版大型学术著作9部：其中长白山植物彩色图志4部，包括植物资源、观赏植物、食用植物；东北地区植物彩色图志5部，包括珍稀濒危植物、药用植物、湿地植物、树木、野花。

　　对于《中国长白山食用植物彩色图志》，科学出版社中心主任胡升华说：“周繇以罕见的执着、罕见的工作负荷、走在人迹罕至的地方、收获了罕见的成果。”

　　《东北树木彩色图志》被列为吉林省改革开放40周年40件重大成果之一，李文华院士评价：“这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又一项重大科研成果，它对东北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的野生树木资源的开发、利用及保护无疑会起到一定借鉴作用。”

　　利用亲手拍摄的精美图片，周繇还出版了《东北野外观花手册》《吉林长白山观花手册》《黑龙江大兴安岭观花手册》《中国常见植物野外识别手册吉林册》4部科普著作，让更多的读者欣赏大美东北的植物和花卉。

　　2022年，在周繇60周岁这一年，《中国东北药用植物资源图志》终于出版发行，次年获得“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”。这部全9册、总重达25公斤的“大部头”，共550万字，收录了药用植物219科、801属，对东北地区的药用植物资源进行了系统介绍，并附医方5000多个，被誉为“现代东北版《本草纲目》”。它的出版，不仅是周繇对前半生植物科考成果的一个总结，也是他儿时心愿的一个完美答案。

　　他为此高兴地填词一首。写诗填词，是周繇休息大脑和记录心情的一种特殊方法。早年间他为了锻炼“笔头子”，曾到通化师范学院中文系听课2年多。他的诗词特点是真诚，充分体现了“诗言志”。

　　最早发现周繇的伯乐、现任通化师院院长朱俊义说：“周繇常年在野外记录和发现各种植物，没有在实验室里出成果快，但这样基础性的工作却是业界最缺的。他的很多成果都是三四十年的积累，这看似简单，但非有坚强毅力不能坚持下来。”

　　周繇曾荣获“全国优秀教师”“吉林省十大最美教师”“吉林好人”“中国好人”等很多荣誉称号，他教授的植物学被评为省级精品课。

　　周繇身高1米74，他的“小目标”是“著作等身”：个人独立出版的高端学术专著（院士主审、作序和撰写书评）超过自己的身高。他目前距离目标还有一点差距，等他正在编辑的东北观赏植物、东北食用植物两部专著出版就能“达标”了。

　　他最担心的就是严重透支的身体状况。在不外出考察的日子里，他关掉手机，减少应酬，蜗居在书房中，蜷曲在电脑前，每天至少工作18个小时，精心推敲每一段文字，反复遴选每一张照片，仔细核查每一个细节，认真校对每一个植物学名，默默承受着各种疾病的煎熬。一个深夜，他感慨地写下了《校对书稿偶感》：